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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搭建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 杜羽 发表时间:2016-01-05 15:5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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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源》作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的地位不可动摇。“《辞源》的前两版曾伴随和指导我学习古代汉语,第三版也将成为我须臾不离的良师益友。”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如此评价。



    “兄弟们!难兄难弟们!”2015年12月24日下午,在《辞源》第三版的总结会上,当主编之一、北京大学教授何九盈这样开场时,台下的学者、编辑们,无不会心一笑。


    几个小时之前,《辞源》第三版首发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百余位“难兄难弟”的八载磨砺,百年《辞源》以新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他们的笑声中有苦,也有甘。


    前 辈


    《辞源》作为“中国现代辞书之母”的地位不可动摇。


    1908年,有感于“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商务印书馆字典部部长陆尔奎着手组织编纂一部能够“钻研旧学,博采新知”的新式辞书——《辞源》。


    据陆尔奎《〈辞源〉说略》的记述,原本设想由五六位学者用两年的时间即可完成编纂工作,不久之后便“旋增至数十人”,共使用资料10万多卷,陆尔奎也因此积劳成疾,目力受损而至双目失明。


    1915年,一则广告出现在读者面前:“新旧名辞,中外典故,无不详备。编辑者数十人,历时七八载。四百万字,三千余页,得此一书,胜他万卷。”《辞源》出版了。不同于《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传统辞书,《辞源》首创了兼有字典和词典双重功能的现代辞书模式,成为专家治学和大众求知的重要工具书。


    北京大学已故教授季羡林回忆:“当年,我就靠一部《辞源》和过去读的那一些旧书,当起国文教员来。”作家王蒙则说:“什么都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我不管想什么问题都先查《辞源》,查完以后,我的学问立刻就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有关部门决定将《辞源》修订成为一部以收录语词为主,兼收有关辞章典故以及百科知识的古汉语词典。从1958年到1983年,除了“文革”十年,修订工作一直没有停止。


    第二版修订完成后,主编之一、已进入古稀之年的吴泽炎不禁感慨:“丹铅点勘,文字推敲,倏忽二十余年,不觉双鬓已斑,垂垂老矣。”


    与此同时,吴泽炎也不忘叮嘱后人:“我们认为词典编撰是一种终生的事业,经过几辈人的努力,才能真正成为‘典’,而且要按照时代需要不断修改,其命维新。”


接 力


    《辞源》的修订于2007年再次启动。24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新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不断产生,如不及时修订,《辞源》将难以适应读者的需要。


    然而,三位主编走马上任时,《辞源》第三版的编辑准备工作已进行了三年。原来,何九盈希望能把自己的旧著进行一次系统修订,他怕编字典会打乱他的计划。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觉得编辞书太浪费时间,不如专心做自己的学问。


    最终,出版社三顾茅庐的诚意还是感动了他们。


    “修订《辞源》,不只是修订一本辞书,而是重新清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文化理念和文化系统。”王宁觉得能为弘扬传统文化继续拼搏,无怨无悔。


    “我个人的东西可写可不写,修订《辞源》这个全社会、全民族共同关注的课题更需要我们去做。”何九盈说,“《辞源》从历史中走来,还要在历史中走下去,我们要延长《辞源》的生命,发挥它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董琨被分配到广东一所山区中学教书,一部《辞源》日夜陪伴着他。“我把《辞源》的字头全部抄了一遍,跟《说文解字》粘贴对照。如果说我个人在学术上有一点点修养的话,那都得益于《辞源》。”对于董琨来说,是那段难忘的经历与学者身上沉甸甸的责任,让他坚定了参与修订的信念。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郑重承诺,《辞源》修订实行主编负责制,出版社完全听从主编的意见和安排。原因很简单:“三位主编在学界各有所长,是权威的专家,他们的学识和学养,完全能够胜任主编工作。”


结 果


    三位主编很快就进入了角色,遴选分卷主编、修订人员的工作随即展开,还先后制订了修订方案、修订体例等13个“共同行动纲领”。在审稿工作最为紧张的阶段,董琨每天要审订200多个词条,王宁即使赴台湾讲学,依然一天也没离开《辞源》的编纂工作。


    主编如此,其他修订人员也不懈怠。分卷主编、北京大学教授孙玉文才50岁出头,头发却已花白。因为兼任注音审订这个“细活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孙玉文每周都要跑上一两次《辞源》修订办公室,逐字逐词推敲读音,工作到深夜是常有的事。


    由于团队成员分散各地,为了便于交流,73岁的分卷主编、苏州大学教授王继如学着组建了一个QQ群,随时答复疑问。有的成员疑问太多,王继如就亲自来到成员家中研究解决方法。


    “在修订过程中,先后召开主编会、分主编会61次;撰写原稿14万张、出校样1.5万张;审读原稿6遍,审读校样6遍;50位专业人员完成了8个校次,超过1亿字的校对。正式出版前,我们广泛征求学界意见,延请了108位各界专家学者进行审读把关。”于殿利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辞源》第三版收字头14210个,复词92646条,其中新增字头1320个,新增复词8512条,改动较大的条目达40000条,改动率近40%。


    “莫道修订等闲事,于细微处见功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江蓝生认为,第三版是一次有相当学术深度和广度的修订,使《辞源》在字音字形处理上达到了新的水平。


    “《辞源》的前两版曾伴随和指导我学习古代汉语,第三版也将成为我须臾不离的良师益友。”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如此评价。


    面对同行的赞许、读者的肯定,王宁却高兴不起来,她又想起了“与那些破烂纸打交道”的痛苦。


    “你想要惩罚谁吗?就让他去编字典。”尽管这句话在语言学界广为人知,但几代《辞源》编纂者,相继投入其中,为大众搭建起了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梁。(本报记者 )

【责任编辑:流水】

标签:《辞源》 传统文化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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