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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国学与文化软实力
来源:文化软实力研究 作者:郭齐勇 发表时间:2017-07-11 17: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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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中又有丰富的社会与国家治理的经验与智慧,如富民教民,制民恒产,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重视道德教化与民间信仰的培植等,值得借鉴。国学内在精神正在回复到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小区、乡村、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这关涉到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国学就是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的重建,尤其是其价值系统的主体性的彰显,不仅仅有助于国民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的增强,尤其可以给现代世界提供新的营养。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西历一九四七年生,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暨国学院教授、国学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专长为儒家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中华人文精神的重建》、《熊十力哲学研究》、《熊十力传论》、《郭齐勇自选集》、《文化学概论》等。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政治报告都强调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问题,肯定“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大意义,认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四个讲清楚”,其中之一即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的概念由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于1990年提出,软实力概念有两层主要含义:第一是文化吸引力,与之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价值观的吸引力;第二是游戏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能力。能够参与规则的制定,就可认定为有这方面的软实力。


具体说来,软实力主要包括文化、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外交事务的影响力等。我们重视的主要是文化价值观念与信仰系统对国民的凝聚与提升的功能问题。


什么是国学?国学与文化软实力有什么关系?国学与当代中国社会及人心的安立有什么关系?本文拟略加阐述,就教于方家。

 

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而且还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

 

简单地说,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通称。中华各民族从古代到今天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与时代的蒙学读物、习俗、礼仪、语言、文字、天学、地学、农学、医学、工艺、建筑、数学与数术方伎、音乐、舞蹈、戏剧、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思想、心理、信念、宗教、政治、伦理等,都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这么说来,国学是无所不包的了。的确,国学的内容包罗至广,但我们还是可以作一点分梳。


大体上说,国学有四个层面。


第一是常识层面,即国学的ABC。例如称谓、谦词等。


第二是学术与技艺的层面,即传统文化各门类各方面,包括地方文化、民间技艺、学术传统之传承,比较专门。


第三是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层面,国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懂得人生价值,培养人格操守,如何安身立命。


第四是民族精神,或国魂与族魂的层面。


国学按传统图书与学术之分类有经、史、子、集四部,或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的诸路向。国学的核心价值在第三、第四层面。


从清末留亡日本的志士仁人使用“国学”这一名称开始,国学的内核主要指国家民族历史文化的根本精神价值。
在国势日颓、民族危亡之时,章太炎说: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爱其国,无不知爱其学也。”[2]


也就是说,国学不仅仅是学问或学术的概念,而且还是民族性与民族魂的概念。

 

国学虽不等于儒学,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

 

从近代仁人志士借助日本的“国学”概念,来应对西学开始,在他们心目中,“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面对东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他们试图以保文化学术来救国家民族。


梁启超积极引进西学,然而对于国人鄙薄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却心怀忧虑。


他说:“吾不患外国学术思想之不输入,吾惟患本国学术思想之不发明……凡一国之立于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质。欲自善其国者,不可不于此特质焉,淬厉之而增长之……不然,脱崇拜古人之奴隶性,而复生出一种崇拜外人、蔑视本族之奴隶性,吾惧其得不偿失也。”[3]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盲目崇拜古人转向盲目崇拜洋人,以为自己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中国百事不如人。

其实,国学是开放的,包含了历朝历代消化吸收了的外来各种文化。我们不能把国学狭隘化。


第一,国学不只是汉民族的学术文化,它包含了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学术文化及其与汉民族的交流史。汉字记载的文献中也包含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文化资料。


第二,国学不只是上层精英传统,还包括小传统,如民间民俗文化,各时段各地域各民族的传说、音乐、歌舞、技艺、建筑、服饰、礼仪、风俗、宗族、契约、行会、民间组织等,有如今天的某些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第三,国学还包括历史上中外地域文明的交融,如外域文明的传入,西域学,佛学及其中国化,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的内容与历史过程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


第四,国学虽不等于儒学,但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学在价值系统、国族精神方面为国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必须明了,国学、经史子集等,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包含、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与文化,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正所谓“一体多元”,“和而不同”。


我国不同时空、不同民族、地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其中还伴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我们肯定中国文化、国学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有信仰体系、价值体系与知识体系等层次。


最高层次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即国魂与民族精神的内涵,包含中国人的信仰方式、终极关怀与安身立命之道,以及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系统。


西汉朝廷选择儒学作为指导思想有一个过程,大约经历了六、七十年。选定儒学,是因为儒学平易合理,为朝野所能接受,足以内裕民生,外服四夷,适应了承平时期凝聚社会人心,积极有为地推展事功的需要。

儒家讲礼乐伦理教化,礼教使社会秩序化,乐教使杜会和谐化,与民众的稳定和平、淳化风俗的要求相适合。社会要繁荣发展,秩序化、和谐化是基本的要求。


实际上,汉武帝时代并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大中至正、功在长治久安,能够维系人心又最无排他性的是儒家文化。


儒学是学习的文明,包括最有人性的治政方略、最为稳定的社会秩序与最能安立人心的信念系统。儒家重视社会自治与社会公平,致力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肯定私人利益与私人空间,营造人人感到安宁的生存环境,并以教化为先,维护公序良俗。


儒家满足人民的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强调民生,制民恒产,主张惠民、富民、教民,缩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弱者、老弱病残、鳏寡孤独予以保护。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为平民,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与参与政治的机会。

这个文官制度,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本。这样,它就使得历代各级政治有了新鲜血液,有民间基层的人士参与。
其实,提倡国学与吸纳西学并不矛盾。陈寅恪说:“一方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4]


任何民族的现代化都不可能是无本无根的现代化。对于祖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生存智慧、治国方略,我们体认得越深,发掘得越深,我们拥有的价值资源越丰厚,就越能吸纳外来文化的精华,越能学得西方等外来文化之真,这才能真正使中西或中外文化的精华在现时代的要求下相融合,构建新的中华文明。


学习国学更重要的是把握中华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了解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融会的过程,及其可大可久的所以然,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中国人。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儒家《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5]


这就是说,《四书》等表达的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


中国的草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透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等蒙学读物及家训、族规、乡约、谱牒、善书,通过大众口耳相传的韵语故事、俚曲戏文、常言俗话,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


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这就把孔子、孟子、荀子关于人性的看法以简化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孔子总说性近习远,孟子强调天赋的良知良能的发挥,荀子强调的则是后天的教育与训练。


清代李毓秀《弟子规》的总序说:“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以下分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等几部分。

这些纲目都来自《论语》。《弟子规》中对孩童举止方面的一些要求,如要求孩童站立时昂首挺胸,双腿站直,见到长辈主动行礼问好,开门关门轻手轻脚,不用力甩门等。这些规范都是文明人起码应有的,是尊重他人而又自尊的体现。


朱伯庐的《朱子治家格言》起首的一段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这都是些平实不过的道理,体现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他的家教。旧时骂人,说某某没有家教,那是很重的话,让其全家蒙羞。我们不是要让青少年一定要做多少家务,而是要他们从小学就动手打理好自己与家庭的事情,不要过分依赖父母,依赖他人,能够自己挺立起来,培养责任意识。同时,知道一粥一饭、半丝半缕都是辛劳所得,我们能够懂得去尊重家长与别人的劳动。如果我们真的有敬畏之心,就知道珍惜,不应该浪费。


南开中学的前身天津私立中学堂成立于1904年10月,老校长严范孙亲笔写下“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这四十字箴言借鉴了《弟子规》,它成为该校对中学生的容貌、行止的基本要求。该校设整容镜,师生进校时都要照镜正容色。后来张伯苓先生治校,坚持了这些做法。


现今南京夫子庙小学的校训是:“亲仁、尚礼、志学、善艺”。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对孩童、少年的教育,首先是培养健康的心性情才,从日常生活习惯,从待人接物开始,学会自重与尊重别人。


蔡元培先生在留德期间撰写的《中学修身教科书》,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至1921年间共印行了十六版,他还为赴法华工写了《华工学校讲义》,两书在民国间影响甚大,今人合为《国民修养二种》一书。


蔡先生重视社会基层的公民教育,他的用心颇值得我们重视。他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资源来为近代转型的中国社会的公德建设与公民教育服务。


其实,南宋以后在我国与东亚的民间社会流传甚广、深入人心的朱熹的《家训》中说:


“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有小过,含容而忍之;人有大过,以理而谕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又说:“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勿称忿而报横逆,勿非礼而害物命。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


朱子说此乃日用常行之道,人不可一日无也。应当说,这些内容来源于诗书礼乐之教、孔孟之道,又十分贴近民间大众。它内蕴有个人与社会的道德,长期以来成为老百姓的生活哲学。这里所说,多由私德推致公徳领域了。

 

中国古典的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

 

国学当中有很多修身成德,培养君子人格的内容。中国古典的教育,其实就是博雅教育。


六艺的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就是礼仪、音乐、射箭、驾车、识字(书法)、算术;辅以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这些东西是和技能相关的。传统的、儒家式的教育其实也不排斥技能,但不仅是技能,同时也是拓展人生活维度的方法手段,是高雅的兴趣爱好,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传统的教育很讲究涵泳,就是身临其境,深入其中的真切体会。在兴趣的培养中,让人受到熏陶和感悟,使人养成乐善好群、敦厚优雅的品行。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一种广义的教育,既包含今天的技术教育、知识教育、又包含艺术教育、生死教育与身体教育等德智体美诸方面。它体现的是一种大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是以成就人格为核心的,而它最为关心的主要是人的道德与性情。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就是以德为主。


传统的教育并不是道德说教,不是填鸭式满堂灌的教育,而是春风化雨似的,让学生在点滴中有所收获,如诗教、礼教、乐教等。


“仁、义、礼、智、信”“五常”具有草根性,是历朝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内在的生活信念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律令。“五常”的内涵,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连环画、家训、家礼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老百姓评价周围的人,常说这个人“仁义”,那个人“不仁义”等。


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五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土壤

 

天津白芳礼老人,靠自己蹬三轮车的收入帮助贫困的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从74岁蹬到将近90岁,他省吃俭用,挣下35万元人民币,资助了300多名贫困学生。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教师张丽莉,一天在该校一群学生准备过马路时,一辆客车突然失控撞上停在路边的另一辆客车,被撞客车猛力冲向路边的学生,本可以躲开逃生的她,奋不顾身去救学生,自己却被卷入车轮下,双腿粉碎性骨折,造成高位截肢。


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桂希恩,1999年曾冒着风险到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调查不明原因的传染病疫情,发现该传染病是艾滋病,随即向中央反映艾滋病疫情,后又把病人请到他家里吃饭,他们同桌吃饭,在他家里留宿,他们夫妻两个人睡在地上,而把床让艾滋病病人睡。


湖北黄陂孙水林、孙东林兄弟被人称为“信义兄弟”。2010春节前夕,孙水林提取26万元现金,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女从天津赶回武汉,要在春节前把工钱发给农民工。他驾车驶至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时,由于路面结冰,发生重大车祸,20多辆车连环追尾。孙水林一家五口不幸全部遇难。弟弟孙东林为了完成哥哥的遗愿,在大年三十前一天,将工钱送到了农民工的手中。


以上这些人与事就在我们身边。它告诉我们,五常等基本价值,今天仍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着。


我们的广大民众,仍然信奉着这样一些最基本的核心价值。


它也说明,五常之德仍可以存于现代社会,化为孝敬父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行为,化为对人类、民族、国家、社会、团体的奉献精神。持守道义,主持公道,诚实守信,礼貌待人,言行一致,仍是我们做人的准则。


当下与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引导。面对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等诸多问题,我们的传统核心价值有着重大意义。在做人做事的各方面,在人性修养、整饬官德吏治、加强廉政建设等方面,传统核心价值观仍有效用。


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仍在老百姓的生活与生命之中,只要我们有文化自觉,善于启导,协调整合,仍然会成为我国发展的软实力。


五常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道德文化土壤!


国学中的首要国家治理智慧是“仁政”,“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

 

国学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他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

孟子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则是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安顿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


仁政的基础首先是解决百姓的生活,在孟子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下,百姓能保命并维持基本的生活已是非常难得了。为此,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为民制产。


制民之产是为了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并接受教化。


仁政以土地制度为基本保障,这还是生存权问题,民生问题。小民的土地宅园,核心家庭的基本温饱,老人的赡养均是仁政的主要内容。


这里多次提到要保证黎民不饥不寒,粮食如水火那么多,五十岁以上的人有丝棉袄穿,七十岁以上的人有肉吃等。凡此种种,皆可看出孟子的民本思想以民生为起点,切实而具体,皆是为民之生存与发展而设也。


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所以孟子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孟子·梁惠王上》)百姓皆能亲其亲、长其长,则国益安矣。


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


良好的教育,方能使百姓心悦诚服,有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而再好的政治手段也不过与民争利、得民财而已,达不到得民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

可见,不管是执政者自身还是百姓,皆应注重德性培养、礼义教化,否则“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孟子·离娄上》)上无道揆,下无法守,上下交征利,国之亡可立而待也。关于人伦教化的问题,下面我们还要强调。

 

在社会治理上,儒家在注重法律的同时,也注重教化

 

孔子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礼记·乐记》:“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秩序、规范。


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


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让、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


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内容:以德为贵,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礼尚往来。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


“有子(孔子的弟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据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这里“和为贵”的“和”就是“事之中节者”,即恰当、恰到好处。就治理家国天下的事务而言,礼的作用,以遇事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当为可贵。


当然,不是为恰当而恰当,这里有文化价值的内涵。但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欲望与言行,则是礼的主要功用。这其中蕴含的“节度”的观念亦是值得发掘的。


尽管“礼”与“乐”有不同的侧重,“礼”主别异,“乐”主合同,“礼”主治身,“乐”主治心,礼自外作,乐由中出,但诚如荀子所说,“礼”“乐”是相互配合发生作用的,特别是来“管乎人心”的。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礼记·乐记》)


“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礼记·文王世子》)


礼乐教化,主要是和谐并提升百姓的。“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大宗伯》)


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


一个稳定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一定的礼仪规范为调节的,包括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


“礼”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


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两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


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礼包含着法,礼既是道德规范,又是法律制度。儒家主张“明德慎罚”、“德主刑辅”、 “一断于法”、“赏当其功,刑当其罪”、“执法必信,司法必平”等公平原则。


荀子说:“故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爵当贤则贵,不当贤则贱。古者刑不过罪,爵不逾德。”(《荀子·君子》)
同时,荀子又主张不以私情害法,指出:“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是法胜私也。”(《荀子·修身》)


他强调“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荀子·议兵》),“刑弥繁而邪不胜”(《荀子·宥坐》)。他主张“明刑弼教”,不滥用刑,“杀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荀子·议兵》),重视德教。


儒家总体上肯定德本刑用,省刑慎罚,反对不教而诛。


政令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礼乐刑政四者配合起来。

 

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

 

国学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


古代村社组织有十、百家,或称邑、里,或称“社”与“村社”。管理公务的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三老、啬夫等。公共生活在庠、序、校中进行。庠、序、校是议政、集会与活动的场所,以后变成古代的学校。祭社和祭腊是最热闹的群众性活动。


吕大钧、大临兄弟建立的“乡约”、范仲淹首创的“义庄”。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


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


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的。


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等私人空间。


它们往往与政权力量相抗衡又相协调,在平衡政权力量的同时,又起到政权力量所起不到的多重作用,如抑制豪强,协调贫富,保障小民生存权,教化民众,化民成俗,安顿社会人心等,又起到慈善机构的作用,扶助、救济贫弱,支持农家、平民子弟接受教育、走上仕途等,乃至对抗专制政府的恶法与法家以国家权力破坏亲情及私人领域的若干做法。


儒家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中的指导作用,甚至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主张。


儒家有其言责,批判与主动建言,为广开言路而抗争。

 

教化并非奴化,并非说教

 

国学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四是重视道德教化与民间信仰的培植。


董仲舒说:“教化不立则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春秋繁露·册问》)


教化并非奴化,并非说教,儒家在人文教化过程中重启发与实践。传统社会里士绅阶层、宗族祠堂在民间教化中起着重大作用,其中包含着儒释道三教与其它民间文化与宗教,乃至民间信仰的作用。传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非常丰富,大多是良性的、正面的。


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积极参与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性与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


公民道德的重建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土壤,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对今天重建官德、整饬吏治腐败有极积意义。

 

国学在民间的复兴,意义不容小觑

 

近些年我国城市社区国学、民间儒学、企业儒学和乡村儒学得到可喜的发展。


四川省成都融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房地产公司,在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舒大刚教授等的支持下,积极开展以儒学为主题的企业文化活动,并在西贵堂小区重建中国传统小区文明,使之成为儒家生活试验基地。


西贵堂儒家生活试验基地以“君子之居”的核心理念“孝、恕、礼、信”为主题,编制西贵堂《小区行为公约》,形成小区行为准则,建立小区道德行为规范,奠定小区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他们还建立西贵堂《小区礼仪标准》,当业主有婚、丧、嫁、娶及传统节日等,结合传统礼仪设计标准仪式进行恭贺、慰问及组织小区活动。并且通过小区选举,推举小区文化骨干,成立小区文化指导委员会“知行学社”,通过“知行学社”的感染和影响,使业主逐渐认同“君子文化”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


河南省建业集团办的本源书院,在郑州市天明路楼盘内成功地办了一家,并在各地推广。该书院的理念是“感恩、尊重、给予”。他们聘有专职人员并招慕、培养义工(主要是在读的大学生),在社区内办人文学堂、少年国学院、图书馆与义工中心,活动有声有色,且讲实效。他们针对老中青少的实际,寓教于乐,强调亲子教育,提升老百姓的文化品质与品味,该书院让国学走进社区已有丰富的经验,居民很是欢迎,主动参与。


江苏省南通市有一个民间公益性的知止堂,开展诵读蒙学与四书等经典是义学重要的活动。义学里的义工老师做到身体力行。义学的民俗体验课程主要聚焦于一些重要节日上。除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还有孟母节(中华母亲节)、七夕节(中华情人节)、重阳节(中华敬老节)、教师节、晒书节等,都被纳入课程。民俗体验课程中有很多地方因素,清明节祭文天祥,重阳节游览张謇墓园等,已将南通的历史与文化从不同方面展现出来了。知止堂义学的成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与社区结合。社区积极支持,为义学提供了场地、设施等。


乡村儒学的复兴值得提倡。尼山圣源书院的一些学者们,牟钟鉴、颜炳罡、赵法生等教授决心从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山东省泗水县夫子洞村开始探索。重建乡村儒学从哪里开始呢?他们决定从孝道开始,因为村里老人们的处境普遍不佳。学习《弟子规》一年后,已有显著成效。


乡村儒学建设在开展《弟子规》教育的同时引入礼仪教育,请礼仪专家来给老百姓讲授和演示一些儒家礼仪,比如成童礼、开笔礼、冠礼、婚礼、射礼、释奠礼等等,并在课堂上教导乡亲们行礼如仪,给孔子和讲课的老师行拜师礼,青少年还要给在座的长辈们行敬长礼。孔子故里的礼让之风就在这些生活化的礼仪熏陶之中逐渐归来。学者们依托书院探索建立专业性的乡村儒学推广组织,每月中与月末定期给开设两次乡村儒学课堂。


浙江省各地的儒学社团积极推动儒学复兴事业。


2009年12站台州市路桥区峒屿村“路桥黄绾纪念馆”举行了开馆仪式。该村林筠珍女士作为一位普通农民,自筹资金,建成国内首家王阳明门人的纪念馆。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吴光教授、副会长钱明教授到会祝贺并作了学术报告。该馆将祭学合一:


“祭”就是要充分尊重当地村民的信仰习俗,根据民间信仰中儒、佛、道不分家的文化生态,把纪念馆中所供奉的儒家圣贤、佛教菩萨等作合理布局;


“学”就是要突出文化、教育的内涵。立足于纪念馆的民间性、乡村性、通俗性和普及性的宗旨,适当引导,以祭带学,把纪念馆真正建成一个对乡村和谐社会建设有益的文化教育场所。


路桥区政府也支持纪念馆的各项文化活动,并对其进行适当引导和规范,使之纳入并符合路桥区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


广州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的家乡----海南省琼海市大园古村设立青少年教育基地推广蒙学,海南各地民间坚持祭祀之礼。国学、儒学通过民间组织的各种各样的途径,如重建书院与文庙,恢复祠堂与民间慈善会,组织儿童读经与唱持活动,复兴并改革冠婚丧祭家礼,恢复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并举行相应礼仪,儒家社团参与社会活动,以各种形式让儒学更加深入地走进我国广大城乡的家庭、小区、乡村、学校、企业、机关,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通过耳濡目染,使儒家精神价值慢慢地内在化,重新成为中国人的内在的心灵。这当然是自觉的而不是强制的,当然需要正确引导。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中国老百姓由于自身的精神需要,在民间自发兴起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儒学热与书院热已有二十余年,而且热度至今不减,尽管其中不免沙泥俱下、鱼龙混杂,但总的倾向是向上与向善的。我们应努力使自发的带有非理性的国学热,逐步自觉与理性化,使中国文化的认同成为朝野的一种共识。这个意义不容小觑!
习近平主席近年对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学价值予以高度肯定。习主席指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预计今后在国学进中小学课堂,进社会等方面会有大的进展。国学中有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与信仰系统,其价值系统与信仰系统是中华各民族凝聚和合的基础。

 

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是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我们所以重视并推动民间国学与儒学的复兴,主要是基于国家、民族的软实力的培养。这里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与个人层面的“终极关怀”的问题。


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无疑是实现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长期以来形成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化”掉。

什么是文化认同?文化身份的自我认同,要解决的是“我是谁”的问题。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一份子吗?我是中国人吗?这里有心灵归宿感。


什么是伦理共识?伦理共识是最基础的国民,按照一种信仰生活,按照基本的伦理、伦常价值来生活,有相对共同的伦理价值。


例如传统社会的“五伦”。伦理共识中有信念信仰的内容。从私人空间、精神依归来说,叫终极关怀,就是信仰、信念。


什么是终极关怀?终极关怀是人面向死亡时的最终关切、想法,人一生念兹在兹的牵挂,对一种精神信念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文化认同、伦理共识和终极关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处。其实东西方不同民族、宗教的人,都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伦理共识和终极关怀。


当然,不同之中也有共同的东西,因为我们都是同一地球上生活的人。


健康的法治社会需要文化认同、伦理共识、终极关怀的配合。今天我们当然要以法治为主,但法治与德治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未来社会的发展仍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导。


如果没有终极关怀,没有诚信系统,社会更加缺乏归宿感、凝聚力,人们生活的无意义感将更增加。


面对西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域内和西方宗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我们一定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安全意识。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我们最大的国情,也是最大的中国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


儒释道家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


我国需重建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即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持续性地发展。


这些价值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学中有大量的荣辱观、廉耻观的思想传统与整饬官治、吏治的办法。国学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可以整合起来。


儒释道若干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权利意识,现代法律生活,缺乏终极信念的支撑,缺乏深度、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很可能平面化与片面化地发展。

在法治社会的前提下,构建现代文明,建设公民社会的伦理体系,需要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支撑。


传统文化的教养在今天有重大的安身立命的意义。人性、心性、性情教育,文化理念与信仰的教育是根本的、管总的、长久的。我们提倡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与温、良、恭、俭、让的品行来美政美俗、养心养性。


这是历史上儒家教育的传统,值得我们借鉴,将其用于今天公民社会之公民道德的建设之中。这也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文明的现代中国社会的需要。

 

中国现代化的精神根基,当然是以历史上成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为主体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的精神根基都建立在自身的、历史上形成的文化精神的基础上,这当然不排斥、不妨碍它对外来文化的吸取、融合与涵化,但根基与灵魂必须是渊源有自的,在历史上深入到草根百姓的自家文化精神。


正如西方国家之于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俄罗斯之于东政教,阿拉伯国家之于伊斯兰教,印度之于印度教,日本之于神道一样,中国当然是以历史上成为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为主体。


西方学者认为,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普遍的,所有非西方文明都是特殊主义的。


我们认为,各文明的特殊性中,特别是其文化价值观中都含有普遍性,都有可提供给世界各文明参鉴的丰富内涵。


中国文化的重建,尤其是其价值系统的主体性的彰显,不仅仅有助于国民的文化认同与凝聚力的增强,尤其可以给现代世界提供新的营养。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价值观曾经对欧洲的启蒙起过重大的作用。今天的世界,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文明之间,甚至人的身心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日甚一日,中国的儒释道等思想资源的创造转化,可以贡献更多的智慧。


充分吸取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与经验,在社会公正,弱者保护,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反腐倡廉,长治久安,生态环境保护等安邦治国的各方面,都会获得教益。

任何一个走在时代前列的民族,其民族精神都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我们必须对自身文化有深切理解,确立文化自主地位,才能真正理解和消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丰富自身。

在迪尔凯姆看来,文化(集体意识或社会良知或共同价值体系)的功能乃在于维持社会秩序;而一旦文化瓦解了或失效了,社会也就进入无序状态。


用更为宽广的中国精神融摄现代性与传统的价值冲突,引导世俗社会中个体价值的迷失,这也正是重建中国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主席讲“中国梦”,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国学、传统文化则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民族的复兴包含着国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自觉与挺立。


回到了中国文化的本根,返本开新,创造转化,重建中国精神,凝聚人心,并把“仁爱”为中心的核心价值理念贡献给世界。

 

注释


[1]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原载《民报》第七号。转引自汤志钧:《导读》,《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页。


[2]邓实:《国学讲习记》,原载《国粹学报》第19期。转引自汤志钧:《导读》,《国学概论》(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页。


[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原载1902年3月10日《新民丛报》第三号,又载胡道静主编《国学大师论国学》(上),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3页。


[4]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见冯著《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5]参见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及《治国学杂话》,俱见《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34年版。

【责任编辑: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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